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经济呈现L型走势，保持中高速增长主要依靠供给侧推动

（一）我国经济呈现L型走势

2015年我国GDP同比增长6.9%，增速比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相比过去10年高达10%以上的平均增速更是有明显回落。实际上，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一直在“七上八下”的狭窄区间浮动（见图1），意味着当前的经济增速是趋势性的、而非周期性的，L型经济走势将持续较长时间。

                    图1：中国GDP增速呈L型走势

（二）经济增速下行是总需求下降与总供给结构失衡交织的结果

从总需求看，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的两大需求推动力量减弱，即外需和房地产需求明显下降。受外需下降影响，出口增速从之前的两位数增速下降到个位数甚至负增长。出口增速在2002～2011年之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09年除外），但从2012年开始，突然降至个位数增速，2015年下半年以来出口甚至连续负增长。房地产从经济增长动力成为经济增长拖累。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于2002～2011年之间一直保持在20%以上（2009年除外），但从2012年突然降至16.2%，增速比上年大幅回落11.7个百分点，2015年继续降至1%。可以看出，出口和房地产失速又加剧了制造业产能过剩趋势。

从总供给看，中国传统制造业已经面临巨大的产能过剩压力。目前我国生产能力居世界前列，制造业工业增加值比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还大。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220种，其中粗钢、煤、水泥产量已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但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却一直严重。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不到80%，仍位于国际公认的产能利用率合理区间（80%～85%）以下，我国粗钢、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1%、60%、72%、73.1%和75%。

与此同时，中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高端制造业方面，很多重大装备和关键技术仍然依赖进口。2015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高达2303亿美元，超过石油，成为进口额最大的商品。现代服务业方面，无论是金融、保险、法律、会计、管理、咨询、仓储、运输、工程设计、研究开发等生产性服务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体育、养老、影视、会展、文化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都远低于发达国家，不少领域还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见表1）。

表1：2014年中美部分服务行业营业收入对比

注：年度折算平均汇率为6.23。

数据来源：Bloomberg，《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2015）》，农行战略规划部。

（三）未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劳动生产率

经济长期增长速度由潜在经济增速决定。所谓潜在经济增速，是在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资源要素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且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经济增长率。为分析供给层面各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数学处理，得到如下恒等式：

GDP=（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就业人数/劳动年龄人口）*（GDP/就业人数）*（总人口）（记为恒等式A）

对该恒等式A两边取对数并求导，可以得到如下恒等式：

GDP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长率+就业人数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长率+劳均GDP增长率+总人口增长率（记为恒等式B）

再进一步假设农村劳动生产率相对稳定，则恒等式B可以进一步分解为：

GDP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长率+就业人数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长率+城市劳均GDP增长率+a*城市就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增长率+总人口增长率（记为恒等式C，其中a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常数）

计量研究显示，2012年之前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平均10%左右）中，城市劳动生产率提高贡献了大概60%，即约6个百分点，城市就业劳动力占比提高（也就是城镇化红利）贡献了大概2.2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提高（也就是人口红利）贡献了约1.6个百分点，总人口增长贡献率大约0.3个百分点，就业人数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即是劳动参与率）变化贡献大概-0.1个百分点。其中，劳动的作用体现得很充分，资本和技术主要体现在城市劳动生产率上，土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城市就业人数占比提升上，因为人口城镇化的过程实际也是土地城镇化的过程，一块土地从用于农业生产到用于城市建设，其价值会发生巨大变化。

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取决于上述五个因素的增长潜力。人口红利方面已经由正转负。我国劳动力人口（15～64岁）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在2012年出现下降拐点，2011～2015年人口抚养比分别为34.4%、35.0%、35.3%、36.2%和39.0%，呈逐年升高态势，表明我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进入负红利时代。城镇化红利明显弱化。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但增速将明显下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预计将从过去十年的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收窄至不到1个百分点。当然，中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不到40%，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将带来城镇化质量提高的红利。总人口增长与劳动参与率预计仍将维持微幅正贡献。全面二孩政策有助于稳定人口增长率，也有助于提高未来的人口红利，但短期内则会降低劳动参与率。今后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劳动生产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资本劳动比+资本回报率（GDP/劳动力=（GDP/资本）*（资本/劳动），两边取对数并求导可以得出：劳均GDP=资本劳动比+资本回报率），其提高主要源于四方面：一是对外开放背景下的技术模仿学习和自主创新（FDI引进的既有资本又有管理和技术）；二是第二产业占比提升（即资本劳动比提高）；三是体制机制改革带来的管理改进和要素重新组合；四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教育、培训等）。测算今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方法有很多，白重恩教授依据卢卡斯劳动生产率收敛模型所做的测算结果，中国劳动生产率潜在增长率2016～2020年间将约为5.7%。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方向：以五大任务为重点，以深化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根本

由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需求不足，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短期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化解金融风险，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促进服务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16年经济工作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长期来说，就是要深化改革，推进国企、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释放要素红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这有四个层面的深刻意义：一是L型走势是一个长期的阶段。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增速短期内会有起伏，但难以回升至两位数高增长水平并持续数年。二是经济运行将加速分化趋势。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分化开始加剧。凡能够主动适应新常态、重视创新和质量效益的，发展态势就比较好；反之则压力较大。三是中国经济仍处于中高增速阶段。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即使不刺激也难以出现大幅度下跌，对此要充满信心。四是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将从之前的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供给侧管理为主。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通过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调节需求，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而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主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进而激发经济增长潜力。

对商业银行来说，这意味着三个层面的政策含义：一是依靠规模驱动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既然经济增速不可能回到两位数增长，银行存贷款规模增长也不可能回到之前每年百分之二三十的高速增长水平，“以量补价”难以持续，银行要更多依靠改革创新来推动业务增长。二是把握经济分化发展的趋势，及时优化调整银行业务在不同区域、行业、客户的配置结构。银行既要密切防范落后区域、落后行业的风险，又要积极布局和抢抓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市场机遇。三是增强发展的信心。中国经济发展仍有很大潜力，银行发展仍面临难得机遇，只要深入推进自身经营战略转型创新，仍能确保风险总体可控、业务平稳增长、盈利基本稳定。

三、商业银行策略建议：短期要兼顾防风险和抢机遇，长期应该练内功、增能力

（一）积极服务“五大任务”，在防风险中抢抓市场机遇

一是对接过剩行业“去产能”政策，摸排风险，分类施策，“去”中寻机。化解产能过剩，处置僵尸企业，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银行要主动配合好国家“去产能”各项措施，做好金融服务。关键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第一，摸排风险。商业银行应组织对产能过剩行业、“僵尸企业”全面开展风险排查，摸清真实贷款底数。特别是对于煤炭、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等受“去产能”影响严重的重点行业，要按照压力情景，逐户开展风险评估。对于去产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恶意资产转移、虚置银行债权等行为，要高度警惕、坚决反击，加强与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沟通合作，提前做好债权保全和资产回收计划。第二，分类施策。区分行业现状、发展趋势以及根据相关企业的实情，做到有保有压。对“僵尸企业”要坚决开刀，尽快出清，腾出宝贵的信贷资源。对出现暂时性经营困难、产品有市场、发展有前景的企业，要在稳定支持的前提下帮助企业扭亏、转型、发展、脱困。第三，“去”中寻机。要重点关注“去产能”过程中企业兼并重组、技术升级、工艺改进、国际产能合作方面的金融需求，提供“股权+债权”组合化融资工具，促进过剩产能的盘活。

二是高度警惕跨市场风险传染。为推进降成本、去杠杆，利率将总体保持低位，但流动性供给不会继续大幅宽松，表外业务和各类非标投资将会受到抑制。受此影响，商业银行“期限错配”问题会进一步加剧，跨境资本无序流动增加，股票市场、汇率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将成为常态，我们面临的市场风险与流动性风险将明显加大。在打破刚兑、主动释放信用违约风险的背景下，债券市场风险溢价水平面临重估，债券投资业务风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银行要对复杂的风险形势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对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跟踪分析，及时调整业务策略，加强对市场交叉型产品的风险管理和流动性监测预警，坚决防止外部风险通过表内外渠道向银行传染。

三是对接房地产去“去库存”政策，积极支持居民购房和重点区域房地产开发。房地产行业体量大、上下游链条长，如果高库存问题得不到及时化解而导致房地产硬着陆，那么可能会危及整个经济乃至银行的稳定。从数据看，去年底全部金融机构房地产相关贷款余额合计21万亿元，占到全部贷款余额的22.4%。如果再考虑到以房地产为抵押的贷款，以及钢铁、水泥、建材等上下游关联贷款，这一比重会更高。因此，银行一定要积极配合国家推进房地产去库存相关政策措施，确保房地产实现软着陆。第一，积极支持新市民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去库存的重要措施之一是鼓励进城农民工在城镇买房，这离不开银行的金融支持。银行要本着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农民工进城的精神来推进这项工作。第二，积极支持居民改善性购房需求。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从“增量时代”进入“增量与存量并重时代”，2015年北上广深的二手房交易量已全面超过一手房。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改善性购房需求还将不断增加。银行要深入研究住房需求的这一结构性变化，有针对性地创新开发产品，积极拓展二手房屋贷款业务。第三，房地产开发贷款要有保有压。房地产库存主要集中在二三四线城市，一线城市、大城市周边县城以及很多人口大县的房地产库存并不高，房地产开发贷款要根据各地库存销售情况，有保有压。

四是大力支持企业股权和债券融资。国家推进去杠杆、降成本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改善金融市场供给，完善社会融资结构，大力发展成本相对较低的股权和债券融资。未来，股票市场注册制改革、建立上交所战略新兴板、探索建立有效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转板机制等举措都将逐步实施。这其中蕴藏着大量的业务机会，既包括托管、代理等服务型业务的创新发展空间，也包括金融市场、资产管理、投资银行等新兴业务的重大机遇。银行应该加快建立适应新兴业务发展的风险管理制度，平衡好风险管理和业务发展的关系，主动挖掘市场热点，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相关业务的创新发展。

五是积极抢抓补短板业务机遇。中国有效供给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端制造业技术落后，二是传统制造业质量不高，三是现代服务业供给不足。这三个方面是经济“补短板”的重要着力点，也正是银行抢抓业务机遇的主要方向。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应重点支持机器人、智能汽车、生物医药、物联网、新能源、航天军工等领域。在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方面，主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特别是要重点扶持一大批在细分行业、细分市场、细分技术领域拥有核心技术、产品质量过硬的隐形冠军企业。在现代服务业方面，这两年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型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见，银行要积极贯彻落实。

（二）适应新经济发展要求，加快补足银行自身能力短板

一是补对新兴行业的知识短板。与中国的产行业结构发展阶段相适应，目前银行对产行业的知识储备主要集中于传统行业，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大量涌现，从工业制造当中的机器人、3D打印、大规模定制，到第三产业中的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都在快速发展。但如果我们缺乏对这些新事物的足够了解，则想对之提供好的金融服务自然力不从心。今后，商业银行要强化对新兴行业运行规律和发展特征的研究分析，加强对信贷审查、风险管理、产品研发、市场营销等相关条线人员新兴行业知识的培训，做到知己知彼，金融服务才能有的放矢。

二是补政策制度与服务模式的短板。多年来，银行信贷投放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一般都有大量固定资产作为抵质押物，形成了过于依赖抵质押物等第二还款来源的信贷模式。但是，科技型、现代服务等企业的共同特点是智力密集、有形资产较少，很难满足现有信贷政策的要求。因此，银行应针对新兴行业的轻资产特征，调整政策制度，创新金融产品，为其提供更加灵活、更加多元的金融服务。

三是补服务效率与创新能力的短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体现为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银行也要从之前的主要依靠规模扩张为主的外延式增长模式，转向主要依靠产品、业务、营销、管理创新和优化内部生产要素配置的内涵式增长模式。以持续的金融创新帮助客户创造价值，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适度分享价值。

四是补风险管理创造价值能力的短板。经济L型增长背景下推进去产能、去杠杆，银行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加大，这对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在经济下行阶段，企业信用风险上升，如何在中低风险客户中寻找业务机会，这对银行的客户甄别筛选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贷后管理是控制风险、防止不良贷款发生的重要一环，只有强化贷后管理，才能有效控制授信风险敞口，这对银行摒弃“重贷轻管”的发展方式，提高贷后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本上说，银行需要从之前的被动防范风险，向主动承担风险、管理风险转变，并通过管理风险来获得风险收益。这是对银行风险管理能力要求的质的变化。（本文已发表于《农村金融研究》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