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是经济指挥棒，无论是企业经营还是股票投资，都先要明辨政策大势。对2018年乃至未来几年的政策取向，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统筹各项政策，加强政策协同，然后依次阐述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五大政策方向。
这里面，结构性政策是比较新的一个提法。字面理解，应该是与宏观政策、总量政策相对而言的，但似乎略显拗口。不过，稍微往前翻一下旧新闻，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闻通稿对未来政策的表述是：“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一下子就豁然开朗起来：宏观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性政策=产业政策+微观政策。
进一步细化，按照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说法，“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强化创新驱动，发挥好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强化实体经济和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是相对比较空泛的方向性描述，强化创新驱动、鼓励消费、促进民间投资就相对比较实、易把握。
具体来说，创新驱动政策方面，“双创”、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创新企业认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等将会加快。促进民间投资方面，放管服改革、营商环境建设、产权保护制度、激发企业家精神等会加快。鼓励消费方面，商务部提出要启动消费升级行动计划，具体包括打造城乡便民消费服务中心，实施商圈消费引领工程、搭建国际消费新平台、推动绿色消费、信息消费，投建现代供应链以及建设放心消费环境等。
至于产业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本身就是针对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针对性政策。比较突出的是房地产行业政策，去年底的表述是“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与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基本一致。
另外，财政、货币两大宏观政策本身也有一定的结构性作用。如财政政策的结构性减税，对不同行业税率的差异化调整等等。至于货币政策，本来是最典型的总量政策，不过易纲近期在《中国金融》的署名文章“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表示：“货币政策属总量政策，但针对部分领域尤其是在社会资本不愿参与的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等，货币政策也可以发挥一些边际上的辅助作用。当前经济运行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软约束问题，部分经济主体对资金价格还不敏感，也需要运用一定的结构性工具帮助疏通政策传导机制。这就需要我们平衡好结构性目标和总量目标之间的关系，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同时，尝试通过一些结构性的手段适度进行‘精准滴灌’”。
2018年央行将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对普惠金融领域贷款达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继续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PSL等工具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再贷款支持力度，向全国推广信贷资产质押和央行内部（企业）评级试点，将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贷款、绿色贷款纳入货币政策操作的合格担保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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