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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税调整视角看如何稳定消费内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一季度经济延续稳中向好态势,GDP同比增长6.8%,与去年四季度持平,连续11个季度稳定在6.7%-6.9%的区间。从三驾马车看,消费继续对经济增长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一季度拉动GDP增长5.3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78%。但必须要指出的是,消费持续增长的压力在逐步显现,必须尽快完善消费促进政策,夯实消费内需增长的有效需求基础。
 
一季度消费数据中的两个背离
 
零售增速与消费拉动背离。人们观察消费数据,最主要、最常用的指标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8%,增速比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分别回落0.2和0.4个百分点,但今年一季度消费对GDP的拉动为5.3个百分点,而去年一季度和去年全年分别拉动5.5和4.1个百分点。多数年份一季度消费贡献率都比全年贡献高,这主要与消费的季节性因素有关,也可能与GDP季度核算与年度核算方式不同有关。至于今年一季度消费品零售增速低于去年一季度而对消费经济增长拉动点数反而更高,主要源于服务消费的高增长,例如今年一季度电影票房增长39.8%。实际上,不仅一季度,2013年以来零售增速与消费拉动整体上都在背离(图1),背后的主要原因也是服务消费的快速增长,而多数服务类消费是不包含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中的。
 
收入增长与消费支出背离。从数据上看,一季度全国居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但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增长5.4%,明显低于GDP增速,也明显低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图2)。要知道,居民消费支出数据是包含服务消费在内的,即使考虑0.5%左右的人口增长,总的居民消费支出增长也只有6%左右,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消费支出增速肯定更低。过去几年,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持续回落且回落幅度高于GDP增速,这与消费对GDP增速贡献稳步增长是存在矛盾的。我们或许可以分辩说在核算消费对GDP贡献时,里面包含有政府消费支出,并非简单的居民消费,但十八大以来政府消费显然也是放缓的。
 
收入分配恶化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
 
居民消费支出增长比收入慢,而且两者之间的缺口这几年在逐步扩大。潜藏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图3),即居民将越来越多的收入用于储蓄(含投资)而不是消费。再进一步分析,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主要是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农村居民消费倾向还在稳步上升(图4)。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是递减关系,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远高于农村居民,而且城镇居民轿车家电等各类大件家用商品基本齐备,边际消费倾向显然会低于农村,这是正常的。问题在于,中国仍处于城镇化率持续提高特别是城镇化深化进程之中,每年新增的上千万城镇居民特别是这几年开始推进的农村转移户口市民化工程,本应该推高总体居民消费倾向才对。
 
这意味,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在阻碍着居民消费倾向的提高,这就是收入分配恶化。几个观察证据:第一,基尼系数反弹。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2008到2015年持续回落,但2016、2017年连续两年反弹(图5)。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较高,很大的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所致。但过去两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这意味基尼系数反弹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城镇居民收入内部差距扩大。第二,个税增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前面提到,这几年居民收入、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回落,但个人所得税增速却保持高速增长且增速还在回升(图6)。在个税税制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较快,累进税制带来更多的个税收入增长。第三,普通居民消费意愿其实在提高。央行公布的城镇居民储户调查显示,居民消费意愿这几年持续提升(图7),这与城镇化提高及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吻合,因为储户调查的对象显然绝大多数都不会是高收入人群。第四,去年居民收入中位数增速在此反超平均数(图8),意味着收入分配又在向高收入群体倾斜。
 
稳消费需要尽快推进个税结构性改革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导致财富分配恶化的根源是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恶化的主因也是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房产收入,包括房屋出售的增值收入和房屋出租的租金收入。而且随着城市房价的不断攀升,有房与无房之间,一套房还是多套房之间,财产收入特别是财富差距越来越大。二是投资收入,包括资本市场投资收益与各类资管理财项下的投资收入。2016年末,包括银行、信托、证券、基金、保险等在内的各类资管产品合计约60多万亿元,按照5%的收益率就是3万亿元。三是存款利息收入。
 
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多大,主要反映在前两大类财产收入上。虽然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总体上比较低,但以下因素决定了财产性收入差距对总收入差距的影响很大:第一,高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占比要高的多;第二,房产收入增速很快,占比也快速提高,而且收入越高的群体房产收入也越多;第三,尽管资本市场收入波动较大,但存在较为明显的二八定律现象,即挣钱的是少数收入较高的投资大户,亏钱的反而是多数收入较低的散户。第四,资管领域也存在明显的二八定律现象,而且资产越多投资回报率也越高(高收益资管产品的投资门槛也比较高,例如私人银行)。第五,多数财产性收入是免交个人所得税的。
 
解决收入分配恶化问题需要综合施策,但税收调节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今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在两个地方部署了个人所得税改革:一是在“深化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部分,提出要“改革个人所得税”,具体怎么改,没有展开说;二是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部分,提出“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合理减负,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增加收入、迈向富裕”。提高个人所得税起点特别是增加专项费用扣除是很有必要的,对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税负、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能力有重大积极作用。按照结构性减税的指导思想,从缓解收入分配恶化的角度,也有必要尽快研究制定对财产性收入征税的办法,包括房产税、股票投资资本利得税、资管投资收益资本利得,等等。
 
具体来看,房产税应重在防止居民财富分配持续恶化,而不应该过多纠缠于其对房价的影响。股票投资资本利得包括公募基金资本利得税,借鉴近期证监会对持有期较短的公募基金强制实行较高管理费率的做法,可以先对短期频繁交易者征收资本利得税,鼓励长期投资。个人资管收入的资本利得税,可以考虑按照投资回报率或者投资金额征税。
 
对于财产性收入征税带来的个税收入,可以用于弥补个税起征点提高和个税扣除带来的个税减少,也可以用于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
 
文内图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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