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举世瞩目的中国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如何看待三年来首次低于8%的经济增速，未来特别是下半年的经济形势如何演变，GDP增速低于8%会带来哪些经济影响以及政策如何应对，是目前必须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经济增速放缓是大势所趋

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8%，仅略高于2009年上半年的7.5%；二季度单季同比增长7.6%，比一季度的8.1%低0.4个百分点，已经连续第五个季度回落。人们不禁要问，经济增速的这种持续回落到底是一种短期性现象还是长期性趋势？笔者的答案是：去年以来的经济回落，是短期冲击与长期调整相交织的结果，经济增速回落既是一种短期性现象，又是一种长期性趋势。

说经济增速回落是短期性现象，理由有三：第一，目前的经济增速回落是政策调整的正常结果。从去年开始，货币政策从积极回归稳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等等，均对经济需求产生重要影响。从M2增速看，2011年12月末为13.6%，今年5月末为13.2%，6月末回升到13.6%，明显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与2009、2010分别高达27.7%和19.7%的增速相比更是下降明显。货币如经济的血液，货币增速的骤然大幅下降，必然会对经济增速造成负面冲击。第二，目前的经济增速回落与外需低迷导致出口下降有很大关系。出口增长放缓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净出口”也就是顺差将下降，直接对GDP形成负拉动。此外，出口放缓还会导致投资和消费放缓。有关测算显示，出口每增长1%，可以拉动消费增长0.68%、拉动投资增长0.74%，反之则会拖累内需。今年出口增速比正常情况下低至少5个百分点，相应就会拉低消费、投资增速3.4个百分点和3.7个百分点。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决定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因素：城镇化、工业化都还没有完成。

从下半年情况看，前两个因素都会改变。今年以来已经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和两次降息，人民币升值速度也在放缓，货币条件改善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将逐步显现。房地产调控尽管基调不会变，但调控政策意在通过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来防范房价过快上涨，今后挤掉泡沫的房地产市场会有更好的发展。出口方面，尽管欧债危机解决仍然长路漫漫，但对经济的最坏影响已经基本过去，因为现在连最强硬的德国也意识到，在紧缩财政的同时必须兼顾经济增长。而且由于一般贸易占比不断增大，汇率因素对出口的影响也日益明显，5月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创17年来最高，同比上升9.6%，意味着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比其他国家平均贵了约10%，而管理部门显然不会放任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实际上，尽管从同比增速看，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似乎还在持续，不过，考虑到同比增速是与一年前的数据进行比较，并不能准确反映经济走势的最新变化。幸好，国家统计局去年开始公布经过季节调整的GDP季度环比增速，今年一二季度的环比增速分别是1.6%和1.8%，说明二季度的经济增速比一季度已经有所加快。因此，即使不能说二季度经济已经完全见底，但至少可以说已经接近底部，不会持续大幅下滑。

经济增速不会持续大幅下滑，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即将快速回升，更不能期冀再次回到前两年10%以上的高速水平，因为它同时也是经济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历程，能够事先接近10%的持续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三个红利：首先是全球化红利。过去30多年，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则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期间国际贸易增长大约7.5倍，而我国出口额增长了87倍，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的十年间，中国出口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高速增长。其次是人口红利。劳动力是经济的三大要素之一。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到1970年代初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前这段大约十年的时间，是新中国第二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婴儿潮，他们为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带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加之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为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化生产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最后是制度红利。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极大的提高了经济效率，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活力，以保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则进一步强化了增长的合理性格。

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此前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红利性因素都开始衰减。2008年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意味着持续多年的亚洲生产、欧美消费传统国际经济模式难以为继，欧美国家不能再过之前依靠借贷透支消费的生活，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出口型国家也必须改变此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这更意味着，即使目前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找到财政平衡与经济增长的平衡点，中国的对欧出口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人口红利方面，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中国早在五年前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最新的人口普查表明，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将在2013年见顶回落。至于制度红利，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经济体制改革，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依靠增量改革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潜力已经不大，改革进入存量利益再分配的深水区，难度越来越。而政策导向，也从之前的促进经济增长为主向“调结构、促转型”转变，速度不再是最主要的目标。除了上述三个因素，经济增长的环境约束也在不断强化，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比重逐年上升，由2000年的12%上升至2009年的25%。政府已经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再也不能以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追求粗放型经济增长。

总的来说，目前的经济增速下滑时短期因素与长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速企稳可期，但由于潜在增速回落，没必要、不应该也不可能期望经济增速再次回到两位数的高速水平，这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基本态势。

准确评估经济增速放缓的各种影响

所谓由奢入俭难，对于习惯了高速增长环境的经济主体来说，面对必然要到来的趋势性增速放缓，必然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因为对于不同类型经济主体，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差异。

首先，企业应该积极主动适应。从生产的角度，经济增长其实就是企业增长的过程，因为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服务提供，都是由各类企业完成的。前面提到的三大红利，国际化红利意味着企业市场扩大和分工细化，制度红利意味着企业效率提升和政策宽松，人口红利意味着企业劳动力成本低廉，既然经济增速放缓源于三大红利的弱化，那么其对企业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几年反复被提到的企业成本上升、招工困难、订单下降等等现象，根源也正在于此。关键在于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既然这些现象都是经济增速放缓的相对结果，企业正确的选择，就是积极去适应，而不是一任牢骚抱怨，更不能是消极等待环境改变，因为目前企业感觉到的各种困难，只是相对于之前高增长期间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其实是今后的一种常态。说的直白一点，如果说现在企业的赚钱难、利润率低了，原因其实是之前赚钱太容易、利润率太高了。更进一步，此前长期的经济高增长掩盖了很多企业的低效甚至无效，增速放缓将是一个难得也是必须的优胜劣汰过程，只有经过一轮真正的创造性破坏，经济才可能发生质的转变。

其次，劳动者将成为消费者。一般的观点认为，此前的经济高增长，主要是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消费不足。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粗心的误解。1991年以来的20年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稳定，最低也有3.4个百分点（1997年），出口的直接贡献绝对值低且波动性大，投资贡献是在最近10年才开始趋势性的超过消费。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消费贡献存在统计上的低估。之所以有消费不足甚至下降的印象，主要原因应该是投资的快速增长，过去10年名义平均增速至少比消费快10个百分点，相对来说消费就显得不足了。影响消费的因素可以说出一箩筐，诸如社会保障情况、消费环境、人口结构等等，但最根本性的决定因素还是消费者的收入。笔者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1978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相关系数高达0.72。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适龄劳动人口增长见顶，但消费者数量或者说有效消费者数量的增长可能刚刚起步，这既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带来工资绝对水平上涨的结果，也是劳动力相对价格提高带来居民实际收入上涨的结果。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7%，比GDP增速高1.9个百分点，且比上年同期加快2.1个百分点。有理由相信，经济增速放缓有助于提高居民实际收入增速，这将使更多的劳动者成为积极的消费者，并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稳定器。

再次，政府要学会量入为出。尽管自由市场经济者认为政府只应该是个守夜人，但各国政府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都越来越超越这一角色，除了公共服务的范围越来越广，政府还借助宏观经济调控广泛介入经济活动，而这在中国表现的最为突出，因为除了城镇化过程需要政府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外，政府还直接通过大量国有企业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是随着经济增速下降，加之房地产调控持续深化，政府应该正视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增速均将出现趋势性下降这个事实，主动抑制基建冲动，量入为出，将城镇化过程中必需的基础设施做精、做细、做扎实，而非一味的求大、求全、求华丽。

正如通货膨胀具有财富再分配效应一样，经济增速放缓具有一定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总体上看，前者对资方更有利，而后者对劳方相对好，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是一个健康经济增长之后的必然归宿。

经济政策需要顺势而为

如果认同经济增速放缓是暂时冲击和趋势回落的双重结果，那么其经济政策含义也就相对明确：短期看，政策预调微调力度还将加大，货币政策包括进一步降息、降准、稳定汇率等等，财政政策包括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增加政府性支出等等。但更重要的是影响长期走势、特别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各项深化改革措施不能停：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需要考虑企业承受能力，但扩大劳动者收入份额的方向不能变，这是扩大消费、也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根本所在；资源品价格改革不能迟，这既与收入非配密切相关，又关系经济增长的质量与可持续性；金融体制改革不能等，这关涉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利益的再分配；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打破行政垄断和市场壁垒，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总之，面对已经明确的经济增速放缓大趋势，我们需要的是顺势而为而非继续扭曲；是呵护市场而非更多干预。（本文始发于《中国新闻周刊》第572期，2012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