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量化宽松，总体上是种“以邻为壑”的危机输出政策，是以牺牲国际经济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顺差国利益来应对美国自己的危机。QE渐进方式退出，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将为中国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营造更好的外部条件。

一是有利于中国出口稳定。美国经济向好和QE退出是相辅相成的，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达到16%左右，美国经济好转将有利于外需回稳。而且美元走强，也将减轻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外部压力，有利于保持汇率稳定从而促进出口。

二是QE渐进方式退出可能缓解资本流动冲击。美联储缩减购债规模，会导致国际资本流动方向的逆转。但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前景较好，国际资本流动更可能的趋势是从我国之外的新兴经济体向美国和中国流动，2013年11月份以来的外汇占款多增就是例证。而美联储小幅渐进缩减购债规模，一定程度上将减轻我国近期面临的跨境资本流入冲击。当然，美联储主席将在2014年发生更迭，新任主席是否会调整伯南克的QE退出策略还有一定变数，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具体走势需要给予高度关注。

中国经济2014年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全球经济去危机之后的国际治理机制变革和经贸规则变化。

首先，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建立起来的G20合作机制将面临挑战。与G7相比，G20吸收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政经理念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达成共识，主要有全球金融危机这个共同问题的存在，一旦危机逐步解决，那么G20还能否发挥足够的作用？

其次，国际产业竞争压力可能加剧。金融危机前十年，全球产业分工呈现明显的“东亚生产——欧美消费”的大板块格局。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大板块化的产业分工格局正悄然发生变化。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推行“再工业化”政策，中国则因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开始向外进行产业转移，中国传统上的制造业优势如何保持？另一方面，生物医药、云计算、新能源、3D打印等新兴产业仍在孕育过程之中，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均试图抢占未来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新产业的国际分工格局还未定型，曾经错过前几次工业革命的中国能够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夺得先机？

最后，国际经贸合作新规则的挑战。金融危机前，国际贸易合作的主流平台是WTO，中国大陆则在2001年成功重返WTO并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扩大趋势，这种致力于从多边角度来推动全球贸易的谈判机制难有新的进展，WTO主导全球经贸合作规则的格局逐步发生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试图重新制定国际贸易规则， TPP、TTIP、TISA等将重构国际投资与贸易规则。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塑有可能使中国面临二次入世的风险，因为如果不能尽快融合到贸易新规则中去，中国的贸易出口、引入外资、企业走出去等都将受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预测我国未来几年GDP年均增速可能因此降低0.3个百分点。

（本文发表于《当代金融家》2014年第2期，原题目为“美量化宽松退出：对中国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