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银行和小微企业都是私营的，但这并不能保证它们会天然更亲近。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中国更不是最难的。根据欧央行的最新调查，欧元区11.6%的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障碍，而大型企业面临融资障碍的比例只有6%。美国早在1953年就专门成立小企业管理局（SBA）为小企业融资提供帮助，恰恰也说明美国小企业也面临融资难问题。尽管，欧美的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是私营银行。

当然，中国的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肯定比欧美发达国家更突出。实际上，世界银行2010年对全球142个国家的融资可得性的调查统计显示，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低收入国家的中小企业普遍更难获得银行贷款。但这更多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及金融体系有关，与银行是国有还是私有关系不大。

不过，从优化金融体系结构的角度看，设立民营银行意义重大。中国的金融体系由银行主导，而银行体系又呈现出定位雷同、行为相似的同质化特征。长期以来，大部分银行都倾向于“贷大、贷长、贷垄断”，这也是当前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情况近几年有所改善，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存量调整相对缓慢的情况下，通过新设民营银行，以增量激活存量，或者说发挥“鲶鱼效应”，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不过，要想发挥“鲶鱼效应”，新设立的民营银行还必须满足如下几个条件：

一是特色经营。从报道的情况看，首批筹备的三家民营银行市场定位各有特点：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定位于服务个人消费者和小微企业，温州民商银行定位于服务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区居民和县域“三农”，天津金城银行定位于服务天津地区中小企业。总得来说，三家银行的市场定位均符合当前支持实体经济的导向，也体现了错位竞争的思路。但其定位仍显宽泛，基本类似于一些银行的特色支行。小微企业金融市场的竞争已是红海而非蓝海，民营银行要想获取市场认可并在激烈的银行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还需要立足各自股东资源、区域经济特点等具体情况，实施差异化、个性化的经营策略。

二是激励相容。银行之前服务小微企业动力不足，很大程度上源于大企业、大项目贷款的相对高收益。对新设立的民营银行，从公平待遇的角度，不能强制其服务小微企业，而应该采取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引导其服务小微企业。比如，可以限定经营区域，前些年城商行纷纷设立异地分行，显然不是为了服务小微企业的需要。还可以限定资本规模。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民营银行肯定是资本越高风险越低，但资本高了，达到股东回报要求的难度也增加了，可能会刺激民营银行去冒险逐利。而控制了资本规模，就可以通过贷款集中度来限定单笔贷款规模（单个客户贷款规模不能超过净资本的10%）。目前小微企业贷款数据与现实感受上的背离，很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统计标准的原因，一些金额很大的贷款也被归入小微企业贷款统计范围。这方面，可以借鉴当年民生银行事业部改革的思路，“对公业务上收，零售业下沉”，通过资本规模约束来引导民营银行真正服务小微企业。

三是存量改造。当前我国银行法人机构已经接近4000家，银行业总资产超过150万亿元，新设立一批民营银行固然有助于为银行业补充新鲜血液，但毕竟数量少、速度慢、影响弱，远水难解近渴。要想实现银行体系结构的快速调整，还要从存量改造上下功夫。借用一句话，就是既要用好增量，更要盘活存量。在允许一些民营资本白手起家、新发起银行的同时，还应该加快存量银行的改革。可以先对全国10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引入民间资本甚至让民间资本控股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银行体系的股权结构进而推动公司治理变革和经营模式调整。

四是政策扶持。在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目前几家民营银行的发起股东普遍承诺承担剩余风险，这可以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制度安排，但却并不符合现代公司法的基本精神，事实上也是不可信和不可持续的。正确的选择，应该是给予新设立的民营银行更多的政策扶持，包括差别化准备金率、定向再贷款、存贷比等等，毕竟这些银行从成立伊始就被赋予了服务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特殊使命和期望，也应该给予其一定政策倾斜，扶上马、送一程。